日期：1957-12-23 作者：新华社记者杜导正, 黄成
新华社记者杜导正、黄成中共广东省委收到不少检举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地方主义集团的反党活动材料，其中，主要是省委中级党校的学员揭发出来的。
黄庄平同志说，广东省党组织内，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有骨干、有目的、有策略的反党集团已经组成；一年多来，这个集团为了篡夺海南区党委的领导权，(甚至还想夺取省委领导权)进行了疯狂地反党破坏活动。
这本小册子的材料说，这个反党集团的头子是冯白驹同志，骨干有前任广东省人委秘书长林克泽、现任海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黄康、副主任陈武英、现在广州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符哥洛、现任海南区党委交通部长李汗、海南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平、海南人民银行行长龙冠欧、海南行署工业处处长符树金、海南行署矿务处处长王月波、海南行署副秘书长张光兴、海南党校教育长梁定坤，以及现在在广州中级党校学习的处、县级党员负责干部徐清洲、李蕃春、林侠君等海南地方干部总共二十多人。
现在主要根据这本小册子的材料、黄庄平同志的发言和省委其他同志的发言按问题的发展过程先后分述于下：
远在1955年6月，冯白驹同志去海南慰问老区时，就找王平、李汗、王月波、徐清洲等六、七个有严重地方主义情绪的人，搜集土改偏差、整队、南下干部的缺点等材料。冯又嘱咐王平、李汗，进一步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向他反映。
1955年8月，冯白驹同志从海南回省后，根据王平、李汗等提供的捏造和夸大的材料，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
与此同时，受到冯鼓舞的王平、李汗等地方主义者，开始在海南背着党进行串连、搜集材料的反党活动。
1955年10月，省委从改进领导，加强团结的愿望出发，将冯的报告批转给海南区党委处理。12月区党委根据省委指示，召开了扩大会议来讨论冯给省委报告中所提出来的领导。这些人认为冯把这些问题向省委报告，而省委又批转区党委处理，那就证实区党委确实存在宗派主义，因之，他们的串连和搜集材料的反党活动加紧了，到处散播区党委的流言蜚语。这时候开始有人写信向中央、省委“控告”海南区党委。
据符树金的交代说，区党委会议之后，他曾来广州把区党委召开会议查对冯白驹同志报告的情况向冯作了汇报。冯当时对区党委的作法表示不满，说：“这些材料，(指冯向省委的报告)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错误，你们觉得有什么，就大胆说，党内是讲民主的，最后由中央裁判，难道他们去中央，我就不能去中央报告吗？”符树金当时认为这些话对他们是极大的支持，回到海南后，即将冯的这段话向王平、李汗、龙冠欧、张光兴等人作了传达。这些人更得意起来了。
1956年初，陈武英、王平等出发去澄迈县布置水利工作，乘机煽动李蕃春翻案；并搜集莫燕忠、王青奇、张丕林等外来干部的缺点；5月，海口市党代会召开前，徐清洲有目的的积极向机关干部、社干、农民、家属、保姆……等收集区党委和南下干部的缺点；5月底，海口市党代表会开幕，徐清洲、邝世法、林少平、王琼福等利用收集到的材料并加以夸大捏造，向党进行攻击；并提出“挂帅”的方针(按：这个方针是党中央和中南局决定的)是否正确？逼迫大会进行公开辩论，要求上级党委答复。主席团认为这些问题已超出讨论范围，因此予以驳回，徐等更加不满，当场质问：“为什么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能将过去的问题解决(意指翻案)而我们却不能呢？”
这种情况发展到1956年9月党中央召开“八大”时更严重了。
1956年7月份起，海南干部即不断在冯白驹同志家聚会，大谈“海南问题”。8月中、下旬，“八大”开幕前夕，一些海南干部在冯家聚会频繁，几乎是每天晚上(8月22日、23日、26日……)和每个星期天(从上午到晚上)都有海南干部到冯家里去聚谈“海南问题”。
8月23日的聚会是最典型的了。这天到会的有李蕃春、徐清洲、王月波、林侠君、王琼明、文宝庆等人。他们谈了些什么问题呢？据徐清洲交代说是：生产问题、农民生活问题、“依靠南下干部大军干部挂帅”方针问题、领导民主作风问题、使用干部问题、处分干部问题、军烈属问题、新老区关系问题、农村干群关系问题、各个运动存在问题等。冯听了这些“问题”后，要大家继续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写信给中央和省委，说写多了，中央才会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说“党校那么多人都不能写吗？”“文宝庆、王琼明都可以写嘛！”还指示文、王二人帮助徐清洲写控告信。以后，大家还研究了向中央写信的问题是集体写好还是分开写好。冯先说：“你们可以联名写信向中央、毛主席反映！”李蕃春说：“这样不是成了组织小集团来反对外来干部吗？”冯说：“可以分开写”。最后冯还说：“你们给中央的信都抄一份给我，我手中没有材料难讲话。”并一再嘱咐：信封上要写中央毛主席转“八大”主席团。
这次聚会时，冯还说了许多鼓励大家同省委、海南区党委“斗争”的话。他说：“现在我把海南问题向省委提出来，有人便说我想闹地方主义，把问题摆出就是地方主义吗？”“我不怕！反就反吧！”“我准备再犯一次地方主义！”“我准备再当一次地方主义头子！”甚至说：“有事至多不当省委书记，到中央去也好，方方都到中央去嘛！”(王琼明交代说，冯谈到这些话时情绪很激动。)同时，冯还鼓励大家说“要解决海南问题，没有人当包公、海瑞(按：海瑞，海南岛琼山县人，明朝时做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敢于直言进谏，得到人民敬仰)是不行的”，并问“谁能当海瑞？”后来龙冠欧说：“当海瑞要当到底！”
在冯白驹同志的鼓励之下，在广州和海南的一些海南地方干部，公开聚会和串连，互相支持和鼓励，收集材料，在“八大”开幕前夕和“八大”开会期间，造成了一个向中央及“八大”写信“控告”省委和海南区党委的热潮。
省委会上还有材料说，向“八大”“控告”省委的一部分匿名信，经过这个集团的审改。冯的秘书郭晓东给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的信上说：1956年10月上旬，我第一次看见林克泽同志给冯白驹同志的一封信，信后附着四、五封给“八大”的匿名信。林克泽给冯白驹同志的这封信上露骨地说：“这些信虽几经修改，有些写得仍不够十分策略(这一句是原话——郭注)。还说，应该在信中提一下南下干部的优点，如张云(现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作风上的优点，这样提一下，可以争取更多的人”。郭晓东同志说，以后冯白驹同志把这封信亲手撕毁了。
8月26日，冯临去北京出席“八大”时，冯家又一次聚集了二十多个海南干部(包括了党、政、军各方面)。这次谈话的范围更广，从琼纵不应该转业谈到农民自杀。冯谈到农民自杀时，情绪很激动，说这是由于领导错误造成的。这一次聚会中，更有人恶毒地形容海南领导从区党委到县委都是“苦瓜架”(按：苦瓜架意指党的组织产生苦的结果)，并且声称必须拆掉这个“苦瓜架”。聚会中，冯白驹同志再次指示大家分别写材料，向中央和省委反映，并且一再鼓励大家说：“我愿当地方主义头子”，“海南问题必须解决”。据说当时我与会者都得到很大的鼓舞！李蕃春交代说：“经过几次聚会，听了冯白驹同志的指示，我的思想顾虑打消了。”徐清洲说：“听冯书记讲话后，才有勇气把问题反映到中央去！”
冯白驹现场10月3日参加“八大”回广州后，符哥洛、黄康、陈克丘等人又多次在冯白驹同志家聚会。冯除谈“中央已责成省委解决海南问题”的话外，着重地和大家商量解决海南问题的时机。黄庄平同志在省委扩大会上发言时说，这实际上是选择向党进攻的时机。10月7日聚会时，有黄康、符哥洛、陈克丘、王平、李汗参加。黄康说：“解决海南问题要慎重考虑一下，看条件是否成熟。”冯说：“我已经把问题向省委提出来了”。10月10日，龙冠欧、林诗耀、梁文墀、符哥洛一同到冯家座谈，冯又问：“你们看条件是否成熟？有多少人发动起来了？有多少人敢讲话了？”龙冠欧答：“党校、干校等同志没有问题，符树金、文度等人也没有问题”。大家一算，人不少了。以后冯叫龙冠欧立刻到省委执行所找王平、李汗，帮他准备下列四方面的材料：①琼纵问题；②干部政策问题；③党的农村基层问题；④区党委领导作风问题。
会后他们分头积极做向党进攻的准备，准备的重点，放在海南岛。符哥洛曾告诉杨仲民说，你到海南后，通知陈武英、张光兴等“可靠”同志，说省委决定派人去解决海南问题了，要他们作好准备。与此同时，王平、李汗也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寄回海南给林彦。他们也意识到这些事是见不得人的，因此给林彦的信未注明“看后焚毁”的字样。
那些海南方面的所谓“可靠同志”接到这些指示后，便积极行动起来，分几方面作准备：①搜集材料。他们特别重视搜集大军、南下干部的级别材料，企图以此证明区党委的干部政策是宗派主义的；②统一认识。他们开过三次统一认识的秘密会议。
与海南“可靠同志”积极准备的同时，在广州的冯白驹同志已在考虑把合法的海南区党委搞垮后，如何“改组”海南区党委如何安排自己小集团的干部了。
10月中旬在冯家的一次聚会中，林诗耀便提出：“海南岛除解决遗留问题外，还要从组织上改变一下才成！”冯听后表示同意，说：“当然，像今天这个样子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大家接着在冯领导下，研究了重新安排海南区党、政领导干部的问题。冯说：“黄白天、陈乃石(小册子上的材料说，这两个干部是较能执行中央路线的地方干部)不能当区党委组织部长，要变换；行署主任也要海南干部当。”冯又提出萧焕辉、杨少民、林克泽、李独清等四人的名字，问大家那一人当行署主任合适？还提出要符哥洛当行署副主任，符当场推辞。冯又提出陈武英当副主任，大家表示同意。冯最后提出要黄康、陈说当区党委书记，大家没有意见。会后，10月13日，冯到广州医学院去看林克泽时，继续和林密谈了海南干部如何重新安排的问题。次日林克泽给冯的密信说：“昨天谈话后，我考虑了很久”，“为了工作方便，搞书记(指区党委书记)我才去，可以排在萧二哥后面；再是哥洛(指符哥洛)和陈说也应排为副书记，李汗、王精、林立、武英、文度参加常委，这样讨论问题时才有核心。”(按：冯12月12日已承认收到和看过这封密信。但过去一直矢口否认收到此信，否认读过此信，并曾向省委作过正式声明)
就在这个期间，陈武英来广州到冯家一次，冯也和他商量过重新安排海南领导干部的问题。以后，据符树金交代说，龙冠欧、陈武英等人回到海南后(约11月份)，就根据冯的指示，在海南党校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有龙冠欧、王平、李汗、陈武英、王月波、张光兴、梁定坤等人参加。会上一致认为：一定要争取张光兴、王月波做区党委组织部长，王平任宣传部长，黄康、符哥洛任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李汗、陈武英做区党委委员。并说：“这样才能达到闹事的目的。”
他们除了做上边那许多准备工作以外，还研究了如何有策略地反对党。一次在海口市王平家的集会中，这个集团的一部分骨干分子，便讨论了省委来海口开团结大会时，应该打击谁的问题。他们认为最坏的是张伟烈(前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莫燕忠、吴南生、王觉、张丕林，对这些人应集中批判；对萧焕辉、林王精、罗文洪要争取；杨泽江还好，应支持；对黄白天有两种意见：龙冠欧认为要打击，张光兴不同意，并说：“打击面太宽不好”。龙冠欧曾企图争取唐民(原两广盐务局副局长)，梁定坤说：“这人不可靠，要注意不要上他的当，不要把我们的内情告诉他。”
陈武英和龙冠欧回海南后，也曾在党校开会讨论过，如何争取实现那个“改组”海南区党委的方案。他们讨论出两个办法：第一，要争取区党委的常委出来讲话，同意他们的意见；第二是通过冯白驹同志在广州的活动。
这时，这个集团的成员也曾多次互相告诫：“解决海南问题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冲动！”“有苦就诉苦，有泪就流泪，但不可发牢骚！”“提工作中的大问题，不要提个人问题”。
去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为了平息这场风波，陶铸同志在广州和海口化了一个多月时间分别召集了一千多党员科长以上的干部座谈，听取大家对海南问题的意见。
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产生了错觉，他们以为这是省委被动了，等待很久的闹事机会到来了，于是便倾巢出动，在海口会议上竭力夸大党的缺点(一部分完全是捏造的)，煽动许多有地方主义情绪的干部，以反对和攻击土改为主，怀疑和否定解放以来海南党领导的所有运动；以反对和攻击党中央关于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为主，怀疑和否定海南区党的全部组织工作；以反对和攻击琼纵复原为主，怀疑和污蔑整个人民解放军；并把这些归结为(1)党中央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错了，因此大军和南下干部要低头认罪；(2)南海区党委有宗派主义；(3)由于王明、博古式的路线错误，所以工作一团糟；(4)要处分前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卫烈和前海南军区政委陈德。
在海口座谈会期间，以冯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中的一些人竟敢在会议上公开辱骂中央，辱骂省委、区党委和人民解放军，骂中央关于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是“只有统治阶级才这样说”，“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是在党内公开提出个人崇拜”；骂“解放大军不如美国鬼”、“解放海南是侵略海南”、“解放军是日本人，南下干部是蒙古人，区党委的本地干部是维持会”；骂南下干部“好像帝国主义”，“南下干部胜过秦始皇”“南下干部把海南的党消灭了”，“南下干部挂帅给海南人民带来灾难”。甚至于在会议上公开威胁党说搞不好“会闹匈牙利事件”。有的说“匈牙利事件是我们的方向！”
海口会议，本来只在科以上党员干部中进行，但不知怎的连劳改队也知道了。劳改队的罪犯也给罗荣桓同志(这时在海南岛休养，顺便虾米参加会)写信“伸冤”，要求翻案。
冯回广州后，虽然在口头上同意了省委2月会议关于海南问题的决议，并作过自我批评，但据材料说，他并没有心服。他先表扬了新华社记者冯子平写的那篇“内参”稿，说“很客观很公正”。可是这篇稿子，是完全反对党中央的路线和省委的决议的。
另一个材料说，直到今年5月，黄康还对龙冠欧等人说：“海南问题已作了结论，现在要整风了，有意见还可以向中央提。对陶书记的总结报告，我保留我的意见，冯也保留他的意见”。
据杨仲民的交代，“今年2、3月间海南临高事件发生后，曾有许多人在冯家中开过一次会，继续讨论‘海南问题’。”会上，杨仲民汇报了海南有四百多个农民自杀了。黄康要杨仲民搞具体材料，到省委去讲话，后来杨仲民曾经写信到海南去调查这方面的材料，说“冯白驹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总是表示非常激愤。”
今年党中央处理了广西饿死人的事件后，黄康又煽动人们向中央控告广东省委。黄康说“死人这个问题，广西还叫广东大哥呢！只是中央不了解广东情况”。
在黄康的指示下，今年6、7月间，梁定坤、林坚写信向中央告状。信里说：“我认为陈漫远的错误，远不及广东省委严重，为什么陈漫远受处分，广东省委就不受处分。”“为什么广西省的人民生命那么重要，而广东人民，特别是海南人民的生命那么重要。是不是海南是一个孤岛，人民思想落后，不值得中央重视，还是广东的负责同志是中央委员，有错误就不应该处分呢？”
上面所有这些基本材料据冯白驹同志8日在省委会上的表示：“同志们揭发的都是很正确的，都是我讲过的”。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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